
图片来自百度图片
身为群众,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无形的塑造我们的领袖,进而在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如果群众能保持部分理性,不完全为情绪所吞噬,那么不仅对国家,对领袖也是有益的。
二战结束时,英国人毫不留情的换下了功勋卓著的丘吉尔,气的丘吉尔讽刺说道“英雄的人民却不懂得珍惜自己的英雄。”可他不知道民众这一无意识的举动却间接拯救了国家和他们自己。丘吉尔是一个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好战分子,在战时,他的坚定、果敢、激情可以带领国家赢得战争,可一旦到了和平时期,他的这些特点就全都成了缺点,试想如果英国人像我们一样无限制的吹捧丘吉尔,进行造神运动,很难想象本性好战的丘吉尔会不会轻挑战端,与苏联大打出手。到时全世界都将毁于一旦,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从他的《铁幕演说》就可见一斑。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的主动退位一直被视为捍卫民主的佳话,可正如拿破仑所说“如果我要在美国,我就会成为华盛顿。”不是华盛顿有多高尚,而是美国人民骨子里向往自由,美国人一开始甚至都不打算组成政府,后来是因为现实需要才不得不答应,其自由的秉性可见一斑。这样的人民怎么会允许华盛顿违反法律连任呢?华盛顿只不过是顺应了民意做出了识时务的选择而已。
正如勒庞所说:“如果集权能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存在近千年之久,那么就证明他已成为这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企图强行改变的人都会引起更为强烈的反弹,能改变民族性格的只有时间。”马基利维利曾说:“强悍的民众需要松散的政府,自由的民众需要无为的领袖,愚昧的民众需要明智的领袖,软弱的民众需要集权的政府。”有很多仁人志士都曾怨恨“为何他们追求的民主总是不能得到,为什么祖国总是集权。”很简单因为群众没有选择民主,他们还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还不能有效的实施民主。民众的情绪与观念的集合,我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情”不同的群体或一个群体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管理方法与不同的领袖,能改变群体的唯有长时间潜移默化的教育与影响。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犹如治疗一个浑身是病的病人,只能调养,不能急攻,这与道家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如出一辙。

图片来自百度图片
那么这对今日的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众所周知,如今的中国戾气很重,但凡去网上搜一搜都会发现中国的网络上充斥着愤怒、极端、谩骂,理性的语言凤毛麟角,只看到了疯狂的撕咬,看不到任何理性的思辨。正因为群众的情绪随时处于极度的消极之中,中国的网民才会如此轻易的被欺骗,大妈抢盐、以及近期的大骂主张积分落户的教授(事后证明是媒体断章取义)都体现了这一点。如今的中国人的情绪宛若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点风吹草动和低级的骗术就可引起惊涛骇浪,而网络作为一个群体的平台,则将这种情绪无限的扩大夸张,终使谣言越穿越广,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严打网络传谣的原因。如果任由人们的戾气如此疯涨,那么终有一天,人们会以极端的方式将此爆发出来,到时势必引起另一场腥风血雨。那么对此现象,政府该做些什么呢?政府该如何避免群体情绪的失控?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中国人的戾气从何而来?中国人为何如此偏颇、极端是因为他的消极情绪过大,进而影响他的判断力与理性。而他的消极情绪从何而来?是来源有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缺少关怀,冷酷的社会环境。历史上每一次群众情绪的失控以及革命都是因为老百姓的生活问题。生活问题并不等于吃饭问题,吃不上饭老百姓会愤怒,贫富不均、物价过高、没有生活保障、生存压力大老百姓照样会愤怒,而其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一起导致的消极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后,必将引起群体情绪的失控。我们中国的改革者正在与群体情绪进行一场时间上的赛跑,改革者必须赶在群体情绪失控前解决问题,降低群众的戾气,让国家避免陷入混乱。
中国的改革之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稍有不慎便会满盘皆输,非有一位甚至一批拥有巨大勇气却又谨慎远见的改革者,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才可完成引导民众、化解戾气的重任。如若成功,他的功绩必将超越孙中山、毛泽东以来所有的中国领袖。
一个国家的人民悲观得太久之时,便是改革家即将出现之时。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唤的,有时须千呼万唤才出现,有时仿佛呼之欲出,结果是隔着纱窗看人,影影绰绰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门扉现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难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长久的悲观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时才会借力作为,若那悲观转化为的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乐子,改革家是不会一厢情愿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条件还没成熟,大改革之时代还没到来。而现在,以我的眼看中国,人民长久的悲观,正开始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
我们的情绪终将如历史上的千万次一样,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这一次,我们又将选择何人做我们的领袖,他又将带领国家走向何方?
[责任编辑:岳超]

扫描二维码,即可关注“CNU文秘圈”微信公共号,我们将为您推送更多新鲜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