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注》出发略释王弼的本体论突破
众所周知,关于《周易》的研究一直有两种主要的路径,由此产生出两个不同的流派,即象数派和义理派。汉代经学家多为象数派,他们的观点是将象数形式即卦象放在首位,认为义理尽在象数之中,并且十分重视《周易》的占筮功能。而义理派则将内容即卦辞爻辞的文本放在首位,认为象数只是义理的一种工具,十分重视成卦体例,将《周易》视为蕴含深刻人生哲学的文本。王弼正是义理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周易注》只关注卦名、卦辞、爻辞、彖辞、象辞和文言,对占筮功能甚至系辞、说卦、序卦和杂卦毫无注释。他力图在所关注的文本中建立一种统一性,并且在注释文本中展开自己的哲学思考。从另一种角度而言,汉代经学从象数的维度理解《周易》,也就必然和汉代哲学的宇宙论和元气论相契合,因此对文本的解读大多以天文构成、节气历法相比赋,这样的思维模式也必定是静态、沉寂、缺乏生命力的。而魏晋时期王弼带来的本体论突破,破除了这种思维模式。所谓本体不仅是静态的一切具体存有存在的原因,而且是使一切之用成其为用的依据,是生发和鼓动变化的一种动态的秩序。正是这种突破,为后世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汤用彤先生曾言“王弼注《易》,摈落象数,而专敷玄旨。其推陈出新,最可于其大衍义见之”。其中大衍义源于《周易·系辞》的一段解读,系辞原文如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段文字是对卜筮过程的详细描述,原文对每个操作步骤和由此产生的相关数字的象征意义解读明确。但系辞仍有一处未明确说明,即第一句“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由此便产生了有关大衍义的问题,这里问题有二:其一,为何“大衍之数五十”?其二,为何“其用四十有九”,或者说用时为何要去一?更根本的问题是所去除之“一”究竟意味着什么?而正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两汉时期的学者和魏晋时期的学者存在很大的不同,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让我们可以看到王弼在哲学上作出的本体论突破。
我们先看两则汉代经学家具有代表性的解读。
《周易》郑玄注: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行,演也。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五行各气并,气并而减五,惟有五十(上言天地之数所以减五)。以五十之数,不可以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减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此释其一不用)。
孔颖达引马融之言:
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三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中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
郑玄依据筮法,将五行与其中的数字对应,来解释不用之一;马融则利用日月星辰的运转来解释,认为不用之一就是居中不动的北辰,即易中太极。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汉代经学中典型的宇宙论视角,即一种关注宇宙构成的视角。在汉人眼中,数字层面上不用之一与所用之四十九本质上都是数;自然层面上不用之一代表不动之北辰,与四十九所象征的日月星辰依旧同是天体;即使在元气论上将不用之一视为太极,看作元气之浑沦,那同样是一种处在万事万物背后的、位于具体实存之外的另一实体,本质上这种实体仍与万有同质,并非魏晋玄学所论之本体。汉学普遍认为在一切具体实存生成之前、毁灭之后,作为实体的元气一直存在且永恒不灭。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元气或者汉人视角中的太极仅处在时空框架之下,这样的哲学也就始终被框定在宇宙论之中。而且这种在一切具体存有之外的元气,还要作为一切具体实存的根据,从而生成一切具体存有,如此观点只得导致一种体用殊绝、体与用全然割裂为两截的状态。而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时期的哲学正是打破了汉人秉持的宇宙论观念,突破到了本体论层面。魏晋玄学中所论之体是真正以体用概念下的本体,从用的层面而言,一切之用皆因本体而生,这里所论之生并不是指如母生子一般的物质生成,而是指使用成其为用的根本性原因,也可以说是体外无用;从本体层面而言,本质实体作为一切存有的根据并不在具体存有之外,这个世界也全然没有一个毫无具体实存,而仅存如元气般空洞之本体的阶段,这个意义上来讲本体在体用架构下突破了时空的枷锁,是真正超越时空的实体,也可以说用外无体,相比汉学而言王弼突破到了即体即用、体用如一的本体论状态。
王弼本人并未留下系辞的注解,韩康伯在系辞注中保留了王弼的注释:
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在王弼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用之一和用之四十九是完全不同质的,不用之一并非处在具体存有的层面。维持一切具体存有的根本原因,一定不能在任何具体存有之中,“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道理很简单,每个事物都具有具体的现实属性,而一旦确定了成为了这种具体的现实属性的根据,就不能再成为其他具体的现实属性的根据,只有没有任何具体的现实属性,即没有任何限定性,才能成为一切具体属性的宗和主。这里的宗和主将一切具体实存关联起来,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根据,打破了汉学静态的思考模式,可以说是使一切存有成其为自身所必经的道路和规律。当然这种本体也不能是同汉学一样在一切万有之外存在另一个割裂的实体,这样只能是一个静态、冗余的设定,并且造成了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困境,因此真正的本体应是不外于一切具体实存且使一切具体实存成其为自身的实体,但其本质仍区别于一切具体存有的层面。用之四十九是数,而不用之一非数,一切用之本体,并非用中之一,不用之一超越象数,故言“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同时不用之一正是“易之太极也”,这里的太极也并非汉学中的另一实体,而是本体论层面涵盖一切规律、令万有生长收藏的动力、使一切存有正其性命的根据。“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四十九已然是数之极,在象征意义下四十九已是一切存有之极致。所以太极即不用之一,本来就是一切具体存有之极。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实则有物,依体以起,而各得性分。如自其性分观之,则宛然实有,而依得性分之所由观之,则了然其固为全体之一部,而非真实之存在。”
此外,关于成卦体例的解读,即对卦象爻象因何得名以及卦辞爻辞关联性的解释,可以看作根本上的对《周易》文本的哲学理解原则。面对卦辞,王弼主要有两种成卦体例的原则。其一,面对“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其中唯一差异的爻为主爻对此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为五阳一阴卦,成卦根源在于阴爻的位置;师、比、剥、复、谦、豫为五阴一阳卦,成卦根源在于阳爻的位置,正所谓“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这种成卦体例的解释正是延续了王弼大衍义中关于不用之一的解读,而这种实质上的不同之一所带来的本体论突破,也一直延续到王弼的政治哲学思想中,按他在《周易略例·明彖》中的话来说就是“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万有不能成为万有的最终根据,唯有超越形象的本体方能成为万有的最终根据。王弼突破了汉代形象之内的元气本体,发掘了抽象超越的本体。汉代所论限于形象之中,“据此说《易》,则必以乾比马,以坤为牛,其立意与轩辕配中官,不肃应鸡祸,固无异也”(汤用彤先生语),实则不知“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周易注·乾卦》),正所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王弼强调抽象无形的原则,从而直达对本体与义理的思考,打破了汉代局限于具体形象和器物层面的思维惯性。其二,面对六十四卦中的其他五十二卦,需“遗爻而举二体,卦体不由乎爻也”,即卦义之由来不直接根据具体的某一爻,而是要根据上下卦的关系来理解此卦的由来和含义。这样的成卦体例着眼于上下卦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也正体现了本体所蕴含的能动方面,破除了以往孤立、静止的象数理解方式。而针对爻辞的解释王弼有四项根本原则,即“观变动者,存乎应;察安危者,存乎位;辩逆顺者,存乎承乘;明出处者,存乎外内”,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总体来说王弼秉持着“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的根本解释原则,其实六十四卦象就征着六十四种不同的基本人生处境,三百八十四爻则象征着不同德性、不同地位之人处在不同处境、不同阶段的相应变化。一个“适”字表明了王弼人生哲学的根本态度,即强调人要适应各种状态和顺应不同处境,这里我们能看到王弼思想深处的道家本性。王弼不仅仅执着于抽象的义理与本体,而是将这种抽象的义理放在具体的人生处境中展开,这当然是王弼的突破,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始终结合着人生际遇展开思考的特色。
这里结合复卦,简述王弼在解释具体卦辞时体现的本体论突破: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周易》原文)
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王弼注)
孔颖达引郑玄说,“建成之戌月(九月),以阳气既尽;建亥之月(十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十一月),阳气始生。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七日来复”,其中所谓“六日七分”孔颖达又引易纬稽览图加以说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经学多以一种天文历法的模式来对应“七日来复”,简单来说就是以六十四卦对应节侯时日进行解释。像郑玄、虞翻等人针对卦辞的理解,都拘泥于宇宙论框架下具象思考,或者说仅仅停留在有形层面的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解读也只能被限制在静态之下,没有任何“动力因”或“能动性”的意味。而王弼正是能降低了甚至摒弃了对历数和形象、器物方面的关注,对卦辞和象数背后超越性的本体进行探索,从而进行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建构,展开真正的性道之学。王弼认为七日并不是具体的七天,而是泛指一段不长的时间,从而将卦辞解读为过程性的一种状态,即从剥卦开始阳气渐弱直至剥尽,过渡到复卦,阳气反复而来,也正是下节注释中所说的“以天之行反复,不过七日,复之不可远也”,这样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种动态,是源于本体论上对本体内在生发和鼓动作用的思考结果。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周易》原文)
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王弼注)
天地之心就是天地之本体。从这种角度而言,天地本体是一种秩序和规律,称其为“心”则表明本体并非一种静态的原则,而是一种动态能动性的发显。从后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体论中体用一如并非断然两截,有无、动静这看似对立矛盾的元素,实际上在体用的概念框架下也并非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内在统一的。我们也能看到本体超越形象,秩序无形,因其至健,使形成用且统摄众形(“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周易注·乾卦》);万物或一切之用都是有形的层面,本体又不失静态之和,从而万有“应地无疆”(“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夫两雄必争,二主必危。有地之形,与刚健为耦,而以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顺乎”《周易注·坤卦》)。一切具体存有因本体而存在,并因此得其本性成其为自身,一切形象的运转变化皆根源于本体的秩序性,从而用成此用。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宇宙全体为至健之秩序。万物在其中,各有分位,各正性命。自万有分位言之,则指事造形,宛然各别。自全体秩序言之,则离此秩序,更无余物”,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弼将大衍义中所释不用之一的本体论思想一直贯通在整个《周易》的注释解释中。
由于篇幅的限制,很多内容不能展开,甚至王弼关于对圣人有情这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也未能叙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楼宇烈《周易注校释》以及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

编辑:于秋源
校对:杨雨蒙 刘安琪
策划:马瑞
审核:马瑞 高晗蕊